美国并非失去了发动战争的能力，而是第一次在国内同时失去了为战争赋予意义的三套语言：一套是关于国内民生的神圣性，一套是关于堡垒主义的正当性，还有一套，是关于战争结果的可定义性。
在过去数十年，从海湾战争、阿富汗战争，再到伊拉克战争，美国内部从不缺反战者。极左派拒绝牺牲生命，极右派拒绝对外承担成本，这些声音始终存在，但从未构成真正约束。
原因不在于声音太弱，而在于有一个更强的东西始终在运转：胜利叙事。正如《外交事务杂志》（Foreign Affairs）在2025年的深度分析中所述，胜利叙事是支撑美国霸权的心理基石，一旦这场叙事崩塌，美国国内各派系将迅速从共识退回到各自的算盘中。只要战争还能被讲成“赢”，一切代价都可以被重新解释。死亡可以被称为必要，破坏可以被称为代价，失败可以被称为阶段性调整。功利主义不需要完美，它只需要一个可以被相信的结果。
Trump的赢学虽然看上去异于常人，但底层逻辑就在于此，而它的断裂，恰恰发生在此时此刻。
这场对伊战争，从一开始就没有通向胜利的路径。打不出成果，美国的控制能力会受到质疑；为了追求成果而升级，只会进一步扩大失控与信用流失。当“赢学”本身变得不可被承诺，整个解释体系瞬间失效。
于是，过去在美国国内被压制的两种声音开始回到叙事中心——不是因为它们变强了，而是因为再也没有东西能压住它们。
一边说：众生皆平等，民生大于牺牲。（极左）
另一边说：美国不该为别人买单。（极右）
当这两句话竟然在反战的论述上达成一致时，战争就不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而是：战争第一次同时在道德层面和利益层面失去了解释空间。这种双重失效，正是美式叙事崩塌的真正起点。
一、美式极左派：民生大于牺牲
极左的立场，从来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艺术或者过于激进，而在于他们拒绝进入计算。他们基本不会讨论战争是否值得，通常是引入更迫切的民生议题，进而直接否认这个问题本身。
以Alexandria Ocasio-Cortez（AOC，民主党进步派核心众议员）与Bernie Sanders（民主党福利主张参议员）为代表，这一套表达始终围绕一个事实展开：战争不是战略模型，而是具体的人在死亡。比如Bernie Sanders在2025年的预算听证会上直言：“我们不能在一个连孩子都吃不饱的国家，继续为无休止的海外军事行动签署空白支票。”AOC则在2026年初的集会中将战争开支直接映射到民生：每一枚运往海外的导弹，本质上都是从你家社区剥离的一座图书馆或一间诊所。
在更具体的论述中，这种逻辑被进一步制度化为一种生命政治为前提的批判：当美国连最基本的社会福利（如儿童饥饿、医疗保障、通货膨胀）都无法维持时，为一场缺乏明确胜利定义的战争付出代价是很荒谬的。
这种逻辑在今年3月开展后迅速从理念变成压力。发生在3月28日的900万街头抗议不再停留在反战口号，而是直接嵌入了医保、住房、油价等切身之痛。在这个底层论述之上，战争等同于民生损失。
在媒体层面，这一叙事被进一步强化。MSNBC与The Intercept等平台，大幅增加对伊朗平民伤亡的细节化呈现，例如对班达阿巴斯女校轰炸事件的持续报道，通过被毁的教科书与操场，将战争上升到可感知的生命损失。与此同时，左翼舆论开始触及制度性背叛的层面。他们借助爱泼斯坦档案事件，论证发动战争的人物（Trump等人）在道德上已经失去合法性。一个被认为存在严重私德污点的人，本身就不具备要求他人为其牺牲生命的资格。
因此，CNN为代表的左翼媒体不断放大平民、军队伤亡与财政负担。（我们看到的很多美军伤亡数据其实都是美国左翼媒体确认的），他们在反复告诉公众：这件事，不该发生。
二、极右派：堡垒主义的MAGA应该言行一致
极右的反战逻辑是基于堡垒主义的。他们的立场一言可以概括：美国不该为别人承担成本。（像不像曾经的Trump？如果读者认为Trump已经违背了他的初心）
以Tucker Carlson（美国保守派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物）为代表，这种表达几乎是本能式的：为什么要为那些与普通美国人无关的事情付钱、流血？
他在今年战争发动后的访谈中多次质问：“华盛顿的精英们甚至不能守住得克萨斯的边界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让你儿子去死在别国的边界上？”Marjorie Taylor Greene(MTG，共和党强硬民族主义众议员）的表达更直接：“除了保卫美国国土，美国人不欠世界任何一分钱或一滴血。”
所以在极右翼MAGA派的理解中，是没有世界秩序、世界警察和极左那种道德推演的。他们的规则很简单：谁来出钱？谁来出人？那就听谁的。否则这么做就是不划算的。由于其简单易懂，也更符合美式丛林法则，这种叙事的扩散速度，远快于任何复杂的经济理论。
在具体传播结构上，极右媒体（如TCN、Breitbart）构建了一种错位对比来嘲讽美国现状：一边是华盛顿讨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，另一边是美国南部边界还在持续失控。影射美国高层宁愿对外扩张也不愿解决后院问题。
在Fox News等MAGA最集中的平台，即便其表述仍倾向于战争，但Fox内部评论也开始出现分裂，一些声音开始担忧美国战略自主性已经被外部利益操控。这和Tucker Carlson的表述反而形成了强化证明关系：这本来就不该是美国的战争。
三、建制派：不是在算如何赢，而是在计算如何输
建制派（中间派）所面对的美伊战争的问题，不在于他们算错了，而在于他们还在试图把一场已经输了的战争，算成一种可接受的结果。（赢学Lite版本）
读者们如果去关注这套人的措辞，那就是云里雾里弯弯绕绕，比如成本、收益、风险、稳定等等，只字不提美国现在赢了还是输了。这是因为建制派至今依然相信，只要控制好节奏、限制好规模，战争就可以被管理，损失就可以被压缩，结果就仍然可以被定义。
这种思维在2025年后被称为“受控式退却”（Managed Retreat），即政客们试图通过巧妙的话术与精密的损益对冲来掩盖霸权的衰落。比如这两天的拯救美国伞兵的说辞，就是要用营救成功来掩盖飞机损失的关注度。
而在现实中，这种思维已经分化为两类政客：一类是典型的计算派，例如Scott Bessent（华尔街出身的美国财政部长）所代表的技术官僚。他倾向于将地缘政治风险资产化，并明确提出，美国战略应从改变世界转向保护负债表。另一类则是处于摇摆边缘的型人物，例如副总统J.D.Vance（在民粹主义与建制派之间摇摆）。他在MAGA赢学与和谈撤退之间不断摇摆，试图为不可逆的退却提供一种纪律化的解释。
此前，美国建制派曾尝试通过复杂的外交途径来维持局面。例如2025年的安克雷奇方案，试图通过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让步，换取其在伊朗问题上的中立甚至配合。然而，这一方案在阿布扎比谈判中失败，使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迅速消失。
外交路径的破裂，直接推动政策转向军事行动，从而暴露出建制派在现实中的被动性：他们不是在选择战争，而是在外交失败后被动滑入战争。进而在行政机器运转下，也成为了战争的参与者和收拾者。
但是在媒体层面，目前这种逻辑依然稳定存在。无论是The New York Times、The Wall Street Journal，还是华尔街主流投行的研报，都在持续输出一种投资经理们非常熟悉的判断：战争或许代价高昂，但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。
于是就不断出现伊朗又同意谈判了（暗示其投降），某某船只在收费后又能通过了（暗示其贪财），乃至某某油田不重要（暗示美国资产可控）等rumor，虽然屡屡被证伪，但核心思想都是为战争负面影响可控来服务。
补充一句，我认识的一部分小伙伴正是被上述话术迷得七荤八素，对3月以来的战争和资产价格形势的研判一错再错，最后形成了投资失误。
四、MAGA的分裂：原则还是权力
如果说极左与极右在反战上形成的是一种同向否决，那么MAGA内部的撕裂，则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——原则能不能被打破。
以Tucker Carlson为代表的一支，把原则推到极致：既然这不是美国的战争，那就不该参与，也不存在例外。
而以Trump为核心的另一支，则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：原则可以存在，但最终解释权必须属于权力。他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重申“Peace through strength”，强调美国必须保留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的权力。
这种分歧在3月底被彻底激化，就是Joe Kent的辞职。由于其根红苗正的美式出身和坚持原则的言论，使其成为MAGA内部分裂的标志性节点。
Kent公开反对发动伊朗战争，认为其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，并指责Trump政策受外部游说影响，已经背离了美国优先。Trump对此的强硬回应，则等于公开否定原则派的解释权。
这场MAGA内部冲突的本质，是解释权的归属问题：谁有权定义什么是MAGA、什么是例外。那如果例外只能由Trump来打破，显然是不足以服众的。这就有了前文所述的Vance适时下来试图收割失望的MAGA群体的意图（虽然很摇摆）。
五、写在美式叙事失效之后
其实目前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：美国的极左派不接受牺牲，极右派不接受对外承担；建制派还在精算如何输得体面，而MAGA群体已经面临树倒猢狲散。谁对谁错早已不重要，重要的在于，这几套底层完全互斥的逻辑已经无法同时缝合了。
过去，美国依靠“赢学”把它们压在一起，而现在，赢已经消失了。
当美国既无法证明战争会赢，也无法说服人为什么要打，甚至在它内部的国会程序上都无法通过时，战争就不再是一个政策选项，而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命题。
这个命题的失败，带来的不单是美国地缘上的影响力衰退、军力撤出或者制造业回流计划的提前破产，影响更为长远的，是美式文化叙事逻辑的黄昏和崩塌。